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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阳花鼓戏踏上新征程

发布时间:2019-06-03 05:25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核心提示:益阳花鼓戏有着辉煌的历史,属于长沙花鼓戏的范畴,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。

  该公司的成立,既是益阳市深化文化事业单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举措,又是益阳花鼓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

  据研究花鼓戏多年的73岁老人谭兆龙介绍,益阳花鼓戏有着辉煌的历史,属于长沙花鼓戏的范畴,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由益阳南县王三乐领衔的新泰班进长沙绿萍书场演出,使花鼓戏首登省府所在地大雅之堂,乃全省第一个进入省城的花鼓戏班社。1930年至1940年,南县的得胜班又在长沙演出了一段时间。1946年秋,南县宝华班、胜利班双双进入省城演出。演员有后来享誉全省的花鼓戏艺人何冬保、胡华松、蔡教章、赵长生、杨保生等人,演出时间长达数月,当时人称西湖班。

  由于历史的原因,益阳花鼓戏拥有除长沙路子以外的四大艺术流派,即益阳路子、西湖路子、宁乡路子、湘醴路子,花鼓众多,风格迥异。因此,人称益阳为“花鼓窝子”。

  益阳花鼓戏,俗称益路花鼓,是形成于益阳本土的花鼓戏。这一路花鼓戏,历史悠久,影响很大。

  谭兆龙说,益阳花鼓戏起源于民间的山歌、茶歌、劳动号子、丝弦小调和民歌。一部分形成益阳地花鼓,为对子戏,又称二小戏,一丑一旦,后来加入小生,形成三小戏;民国时期,一部分与当地湘剧班同台演出,吸收了湘剧的表演、程式、锣鼓经、部分声腔和剧目,形成了正式的戏曲剧种。

  清同治元年(1862年)就有赵松山、赵兰山兄弟组建的职业班社大兴班。益阳花鼓戏初为“童子装丑旦对唱”形式,表演内容多是农村青年的生活趣事,如《看牛对花》、《扯笋》等。后来,演员由原来的小丑、小旦二人对唱再增加一名小生,演唱形式也开始规范。表演时,一唱众和,以鼓击节的打铜腔开始形成。由民歌发展起来的川调,亦具板式雏形,同时吸收湘剧中的伴奏曲牌和锣鼓点子。继之,演员中又增加老生、花脸两个行当。此后,剧目逐渐增多,如《芦林会》、《青风亭》、《山伯访友》等,及至行当基本齐全,声腔体制渐趋完善,题材逐渐丰富。

  清道光、咸丰年间,益阳花鼓戏开始与湘剧同台演出,从湘剧中吸取营养,出现了“亦湘亦花”的科班、戏班。这样,花鼓戏增加了自己的演出剧目,丰富了表演艺术,花鼓戏的音乐得到了发展,剧目也成为故事完整的整本戏。

  谭兆龙告诉记者,花鼓戏产生于民间,属于“下里巴人”的小戏,内容大多与男女情感有关,故一直受到官府的歧视与打压。如清道光《衡山县志·风俗志》载:“茶歌不雅,不足录。”清朝时候,花鼓班社在益阳一带比比皆是,官厅视为洪水猛兽,四处悬令禁止。光绪十五年,在益阳茈湖口就立有“永禁花鼓”的石碑。清宣统元年正月十六《长沙日报》第三版载:“元旦佳节,禁耍龙灯花鼓……倘敢违禁,拿案重罚云云。”

  宣统元年(1909年)七月十二日《长沙日报》载:“安化、安邑小淹地方演唱花鼓淫戏……前经邑尊出示严禁,访拿未曾获案。近有不法痞徒,隐在山中,搭台演戏……查明确实,迳至山中,将台捣毁,毋许演唱,败坏风俗。”

  然禁者自禁,演者自演。益路花鼓正呈蓬勃之势,岂为一碑一纸所能禁矣?清末民初,益路花鼓之职业班社如雨后春笋,蓬勃而生。影响较大的有清末桃江彭桂香、李贵林组织的同春班,清末民初益阳兰溪杨紫春组织的宝华班,之后又有瑞林班、宝和班、盛庆班、盛和班、仲和班等等。

  据花鼓戏艺人何冬保嫡传弟子李迪辉回忆:花鼓戏在解放前被定为“淫戏”,为此,官方不准花鼓戏到剧院演出。何冬保曾说过,“我们胜利班1946年夏初进入长沙,唱了3个月才站住脚。1948年,我们戏班攒了一些钱,就在中山西路盖了一个简陋的戏园,取名‘民众乐园’。”

  谭兆龙说,不能不承认,早期花鼓戏内容确实在表现男女情事方面过于粗俗,比如经典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早期的内容。解放后,利用传统剧本的相关情节,剔除过时落后的迷信观念和过于粗鄙的“淫亵”对话与唱词,使《刘海砍樵》从洞庭一隅的民间小戏发展为五洲四海的传唱,也促使了“湖南花鼓戏”作为一个品牌的形成。

 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孙文辉教授认为,花鼓戏产生于农业丰产、祭祀仪式、以及生殖巫仪,是其品格“低于”悲剧和正剧的根本原因,也是“淫戏”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。

  1943年,日寇逼近益阳,以艺人孙芝亭为首的益路花鼓的宝和班毅然成立“益阳楚剧抗敌宣传队”,自编自演了《中秋诱敌》、《姑嫂上坟》、《哑巴劳军》等10多出抗敌剧目,并赴常德、桃源慰劳前线将士,为益阳戏剧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此举不仅表现了益路花鼓艺人的民族气节,也开创了花鼓戏编演现代戏之先河。

  谭兆龙认为,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益路花鼓开始进入辉煌时期,由原民间著名的文华班、宝和班、仲和班等民间职业班社合并为劳动花鼓剧团,后改益阳市花鼓戏剧团,益路花鼓有了国家所有制的专业剧团。继而省汇演获大奖、进京演出、赴云南慰问,灌唱片、中央台录音,评为全国红旗剧团、出席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等等。此时的益路花鼓不仅享誉益阳全境,还影响省内外。

  1959年元旦,益阳市花鼓剧团整理演出的《生死牌》,进京演出于中南海怀仁堂,毛主席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,周总理、贺龙等中央领导亲切地接见演职人员,并合影留念。艺术大师梅兰芳还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赞扬该剧的演出。

  谭兆龙说,20世纪七八十年代,益路花鼓进入鼎盛时期,剧团、剧作者、戏剧作品在省内外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,有地、县花鼓剧团和桃江县黄泥田剧团等一批小有名气的剧团,有彭铁森、李果仁、赵凤凯、彭棣华等一批颇负盛名的剧作家,有《风暴过洞庭》、《啼笑姻缘》等一批获奖剧目和《扯萝卜菜》等一批传统保留剧目。

  遗憾的是,从80年代后期开始,益阳花鼓戏逐步走向衰落,特别是1986年原地区花鼓剧团解散,在益阳全市仅保存了两个县级花鼓剧团,花鼓戏创作人员严重老化,演员行当不齐,观众群体日趋缩小。

  在党中央提出“唱响主旋律,弘扬民族文化”的号召后,益阳开始重振花鼓戏雄风,并取得了初步成效。连续两届参加全省新剧(节)目会演,大型现代花鼓戏《山里兄弟》获田汉新剧目奖、导演奖、作曲奖、舞美奖、服装设计奖、田汉表演奖、表演奖,大型现代花鼓戏《情满湖乡》获全省新剧目奖和12个单项奖。

  近年来,益阳市连续举办了两届地方花鼓戏汇演,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特别是今年,正值益路花鼓进驻省会长沙100周年纪念之际,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挂牌成立,这都是益路花鼓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。

  孙文辉教授说:“100年,是一个与几代人相关经历相联系的时间段。花鼓戏的传统不太长,但与现代、当代人的生活紧紧相连;花鼓戏的传统不是十分丰厚,但它的影响深入人心。唱一段‘比古调’都会感到兴奋,来一段‘浏阳河’都会觉得亲切。为什么?是因为它是湘音,有着深深的情感积淀,会带来一些美好的记忆。100年是一种传统,这种传统延续至今没有断裂。为什么?第一,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;第二,它有源源不断的创造。但是,我们要意识到,它植根于农耕文化土壤,而这种土壤却在萎缩、在变异。当然,我们可以让花鼓戏朝着音乐剧的方向发展,但是,传统的花鼓戏恰恰唯我独有,是未来社会中其他艺术无法替代的民族的、地方的文化资源。”

  益阳大剧院经理段固良说,益阳的花鼓戏流派纷呈、丰富多彩,是益阳文化一笔丰厚的宝贵遗产,我们应该特别珍惜。为保护和传承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,要关心和扶植那些长年活跃在广大农村的花鼓戏剧团,真正把文化体制改革落到实处,把这些有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发扬光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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